粤港澳客流高位运行 广东多个口岸现通关高峰

仍以R22为例，如果对最高法院《规定》中的相关规定，也即"经济犯罪"的意思有不同意见，那么，需要解释"经济犯罪"的含义。

讨论逻辑，由此变得松软简疏。[62] 傅郁林：《民事裁判书的风格与功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第 124 页。

进入 刘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附带 法官后语 需求互动 社会约定 。换言之，在法院看，裁定书的效力不容置疑，但裁定书负载的社会内涵同样重要，通过"后语"，即附带的书面文字表达，将此内涵清晰传递是不容忽视的。[26] 其二，主张法官以国家名义行使审判权，不应也不能在审判中表现个人名义的感受，且个人名义的感受，难免因认知、立场、素质等差异，而呈分散化甚至混乱，使国家名义受到怀疑。[75]参见张建成： 《法官后语：法律文化中的和谐精髓》，载《许昌学院学报》2008 年 第 4 期，第 130 页。离婚，包括广泛的亲情纠纷，无论从当事者还是远近相关者看，均需心灵的感动抚慰，而文学化修辞的调遣，是推进感动抚慰的有效手段。

但小鹏终究是一时冲动，另存善心，故当被害人竭力抗拒时自动中止。而作为或许称为"新事物"的中国"法官后语"，刺激并拓展了其争论空间。4 见氏著《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Savigny and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53 (1937), pp. 326-343）。

毕竟，更多的批判，有时更易导致后来更多的拥护及捍卫，而权威的最终标志，就是更多的拥护及捍卫。杜威甚至表明这是新时代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并不只是西方的精神。他的一个定论是，任何法律如果是存在的那么都不能没有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众所周知，庞德在当时便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尽管可能不像1940年代至1950年代那样属于不可置疑的法学权威。

48 见詹姆斯（Henry James）《W·W·斯托里及其朋友》（William Wetmore Story and His Friends: from letters, diaries, and recollections. London: W. Blackwood and Sons, 1903），pp. 215-216。他甚至颇有英雄感地宣称，50多年前，萨维尼反对法典化，激起争论，而且萨维尼取胜了。

36 见孙渠《续中国新分析派法学简述》（同注1引书，第252页）。此外，当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性成为民族国家首要问题的时候，随着日常法律问题容易被视为依附大政治而存在，法学家和法律家同样容易成为大政治势力的明显附庸，人们容易对法律职业的社会独立性提出疑问。这里最为重要的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交往，语言有时是共享的，学术交往有时是亲历的，思想也是有来有往的，从而法学理论中并不是单纯的一国对他国的进入或‘侵入，法学学者有时在争论着，争论的时候仿佛自己是世界法学的学术成员。此外，法学权威主要是通过学术运作中的重要法学人物和理论的选定来实现的。

进而言之，不难理解，当一种双向运动可以在一些重要学者之间出现的时候，作为双向运动的对话本身是可以出现吸引效应的，也即吸引后来的民国学者不仅将视线移向西方，而且还要移向中国，同时在中国发现重要的法学以及法学人物。采用这些文献资料的主要理由，在于民国时期的法学学者一般而言对理论法学和今天所说的部门法学都是颇为精通的，而理论法学的内容在他们自己的整体法学中或多或少有着指导作用。近现代的法学权威，是有多重隐义揭发功能的。3 见氏著《霍姆斯法官在美国法律思想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Justice Holmes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 in Robert Gordon (ed.), The Legacy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1-71）。

21 同注15引书，第283-284页。49 曾于1820年代末期在德国研究法律的奥斯丁，对萨维尼的历史法学理论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同时大加贬抑，他所欣赏的是法律的体系化，因而他说萨维尼的小册子《我们时代立法和法学的使命》外表华丽然而内容空洞50。

另外，本文写作得到了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理论中的法律原理与实践中的法律原理的关系课题经费的资助，特此致谢。此外，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理解西方法学的途径之一势必是由西方选定式的著述开辟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也就包含了西方学者已经作出的选定，或者可以说是西方学者选定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延续。

其实，在另种意义上，民国学者探求学理又是理解民国时期的西方重要法学的选定变异的另外一个路径。世人都公认他为新康德派的领袖16。一 191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法学的大致情形的确有如梅汝璈所说，是缺乏中心思想的。而且，在亲历西学的背景中，特别是在注重学理这一背景中，学习西方法学不是单纯的模仿、拿来、唯西学理论是尊，学习中国法学也不是无根无据的。但是，不论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原因本身对于我们理解何种另外因素影响中国学者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从事实争点的角度来说，没有两个案件是彼此完全一样的，所以，从一个案件的判决不能推断另外一个案件的判决。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从深入的层面去理解为什么吴经熊一类的中国学者可以得到西方显赫学者的积极回应（比如，吴经熊在亲历的过程中，至少展示了思考实力从而得到了西方学者的回应），我们可以理解，经由这样一种对话西方，为什么后来的民国法律学者可以像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那样，不断加强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批判与挑战。于是，一个重要现象得以出现：在外国法学中存在的学术状况，可以并发地在中国同样存在。

而且，在西方法学权威中，又能发现中国法学权威的印记。在这部著述中，施塔姆勒提到了相当一些西方重要的法学理论，并且逐一对其提出了居高临下的批评。

萨维尼在撰写《当代罗马法体系》的时候另外参考了当时意大利学者洛可（Niccola Rocco）和英国学者伯芝（William Burge）的学术著述……52 其时的世界某些法学状况，有如当时成为世界法学关注焦点之一的萨维尼本人所说的，所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表明了同样的兴趣解决问题，努力交流、接近，毕竟人们可以发现法律中存在了人们共同从事的法学研究。虽然我们不能认为近现代的中国法学著述大都是西方法学理论的翻版，但是，这不意味着西方法学话语的中心，或者某种隐蔽的权威控制，是不见踪迹的。

换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法学权威与西方法学权威在某些方面的相互竞争，以及彼此并存。9 耶林语见克莱纳尔（Hermann Klenner）《萨维尼的历史法学研究计划及其在19世纪柏林的智识影响》（‘Savignys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and its Intellectual Impact in 19th Century Berli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7 (1989)），p. 79。由人民立法至人民守法，这在法律历史的描述中，可以说是有相当的成功。这意味着，不仅法学可以从法律中来，而且法律可以从法学中来，它们是相互支持、彼此合谋的。

但是，通过上述对民国时期法学权威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西法学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中国法学在批判西方法学的时候，这种批判不是单向的批判，而是至少出现部分回应的批判，从而是种包含相互竞争的批判。更为有意思的是，众所周知，以萨维尼作为重要标志的德国历史法学的呈现，和当时德国民法典应否制订的争论是交织在一起的。

因为，法学权威，可以在法律和法学的双重意义上带动现代法律制度的自我发展，可以凭借独特的社会角色方式去证明法律法学自身的重要意义。同时，注重学理的话语背景又能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以辅助形式去巩固亲历中的较为真实、确有学理实力的中国学术形象。

这样一种关系，表明了近现代时期的法律运作是特别存在生产法学权威的需求的。12 在民国时期，作为西方法律思想介绍的翻译作品，上述一类著述是时常可见的，而这类著述对中国学者理解作为被推崇或被批判的西方重要法学理论，是有重要影响的。

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众所周知，当时这些西方学者已是十分重要的法学人物。这是一种学理上的努力。1841年，法国学者佛立克斯（Johann J.C. Foelix）来到德国学习，1843年出版了自己的法文法学著述并时而评论甚至批评萨维尼的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端木恺1930年说，自从吴经熊的《法学论丛》（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出版之后，已经引起全球法学界的注意，这不特是沉寂已久的中国法律思想上的一大转机，并且是世界法律思想上的一大革命31。在本文中，我将讨论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现象。

正如托乌斯（John Toews）指出的，从这一时期至1840年代，萨维尼历史法学的权威意义是颇为有限的，萨维尼辞去了所有大学教职……客观条件限制了萨维尼的学术影响，他处于低谷8。19 参见氏著《〈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同注1引书，第145页）。

1929年，何世祯就曾根据梅因对分析法学的批评，提出可以看出分析法学派根子上有错误了18。这些西方学者对吴经熊学术的回应，既有可能是缘于吴经熊在自己的论文中批评了他们的观点，也有可能是缘于他们之间使用的语言是西方语言，另有可能是缘于他们之间已经存在了一种密切的私人关系。